《拉贝日记》
图书背景介绍
《敌机飞临南京》是约翰·拉贝于1937年9月21日—1938年2月26日5个多月时间在南京期间所记的日记和收集的资料,共6卷8册,2000多页,为中央档案馆馆藏《拉贝日记》德文影印版的中文译本,包含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和资料。这些新闻报道的中文译本是首次随书公开出版。
与1997年出版的《拉贝日记》中文版相比,《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全译本)新增了拉贝收集的世界各国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拉贝回国后向德国政府呈送的关于南京沦陷的报告等日记内容,修订了原译本中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并增加注释,便于读者理解。
拉贝的日记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作者简介
约翰·拉贝(John H.D. Rabe,以下简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后不久成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时任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的拉贝与留守南京的欧美人士组建了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不辞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1938年4月回到德国后,拉贝多次发表演说,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放映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大屠杀纪录片,后遭到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审查,受到西门子公司的冷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失去工作,生活一直很艰难。1948年初,拉贝一家受困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市民纷纷解囊相助,共募集资金1亿元(当时约合2000美元)。当年3月,南京市政府用所募资金购买了食物转寄给拉贝,同时表示,如果拉贝愿意回到中国,将为其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因病去世。
在日本飞机轰炸下,拉贝戴着头盔工作
《拉贝日记》节选
1937年
12月18日
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强奸。
12月22日
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我,并通知我说,日本人现在要自己建一个难民委员会,所有的难民都必须登记。坏人(以前的士兵)必须安置在一个特殊的营地。日本人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我答应了。在这期间,有组织的纵火活动仍然在继续进行。我一直在担心,中山路上燃烧房子的大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近)会蔓延到主要街道的西侧,因为这一侧已经属于安全区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的住房也会受到威胁。在清理安全区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有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部分被反绑着双手,其中有些人(在礼和洋行附近)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块。在我这儿居住的难民仍然在不断增加,仅仅在我小小的私人办公室现在就睡有6个人,办公室的地上和院子里密密麻麻的全是睡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巨大的火光映照得血红。我数了一下,有7起火灾。我已经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我向日本人指出,下关那儿有54名发电厂工人曾经被安置在和记洋行。我们现在确认,他们当中有43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其实发电厂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将这次处决的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处决时前面有两个人挡住了他,因此他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跳到江里,才幸免于难。
12月24日
威尔逊大夫给我看了他的几个病人。那个脸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怀孕小产被送到医院的妇女的情况现在好一些了。一个渔民的下颚被子弹击中,全身被烧伤。日本人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燃了汽油。他全身的皮肤有三分之二被烧伤,他现在还能说几句话,但是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我还进了停尸房,让人把昨天夜里送进来的尸体的裹尸布打开。其中有一个平民,眼睛被烧掉,头颅全部被烧焦,日本士兵也同样把汽油浇到了他的头上。一个大约7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4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他是送到医院两天后死去的,死的时候甚至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上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去看过很多尸体,但是尽管这样,我在今天目睹这些惨烈的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
我在医院的时候,菲奇在我的家守卫。日军的散兵游勇随时都会闯进我的房子,我一刻也不能冒险将我的房子置于无人照看的地步。我原来一直以为,在我这儿安置的难民有350人~400人。韩先生准确统计的结果显示,在我的办公室和院子里投宿的人一共有602名(302名男子,300名妇女,其中有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个婴儿仅两个月)。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14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650人。
1938年
1月8日
在贝德士博士借给我的1937年12月17日的一张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上,我看到了以下简讯:
正常状态已恢复!
中国商人准备开张新的商店!
南京,1937年12月15日。南京已经肃清了抢劫的中国人,现在可以期望该城不久将恢复正常状态,中国商人已经离开难民区,准备重新开张营业。
城里的和平与秩序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维护,日本宪兵队在中国政府所有重要的大楼前,如行政立法院、财政部、中央军事研究院和中央航空学校前布了岗哨。
这里要说明的是,正常状态在今天(1月8日)还没有恢复。难民还住在我们的安全区并且不敢出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有遭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奸污的危险。“抢劫的中国人”我们从来未看见过。也许在12月12日到13日的那个夜里有几个。但是,与从12月13日起抢掠的日本士兵比,他们简直是天使。今天,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店铺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抢掠。在这些被洗劫一空的、如果不是被烧毁也是大部分成了断壁残垣的城区,怎样振兴商店,目前对于我们还是个谜。
选自《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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